日本到了二战后期资源极度匮乏，钢铁主要来源于中国东北！

中国东北是我国重要的煤炭，铁，石油产地，日本早已对东北虎视眈眈，东北沦陷后，日本加紧对中国的资源掠夺。把东北作为日本的国土建设，使东北成为日本的一个工业基地，钢铁，煤炭，黄金源源不断运往日本国内。帮助其进行侵略战争。

据史料记载：

东北地区已经拥有占全国产量79％的钢铁、93％的石油、55％的黄金、23％的电力、41％的铁路、dao37％的对外贸易，等等；除此，东北地区还有极为丰富的粮食作物、森林、皮革等经济资源。在沈阳，还有当时全国最大的兵工厂和制炮厂，可以自主生产各种军工产品；在哈尔滨、长春、大连、抚顺等地，机械装备制造业和民用化工业、食品加工业等现代企业也迅速得到发展，并均已走在了当时中国的前列。

所列“‘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官方财产损失略计”，列举了当时军事、政治、财政、教育等40余机构的财产损失，其总的损失估计为175亿元（法币，下同）。

如以3．5元折合一美元计，总计损失约有50亿美元之巨。

在其所列的40余机构的损失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沈阳兵工厂为敌所占，损失各种大炮668门，机关Q2724挺，步Q10万余支，各种弹药无数，及大批其它机器设备，折合美金10亿元。

东北航空处损失各种新旧飞机260架，东三省官银号损失1亿美元；边业银行损失4000万美元；辽宁电话局损失电话线路8600英里，电话机1100台，折合美金1600余万美元；东北大学损失约300万美元。这50亿美元的粗略估计，并不包括铁路、工矿及教育等方面的损失，而且是东北辽宁局部一时的损失。

近代中国向帝国主义国家共支付的战争“赔款”为16亿多两白银。在所有对中国发zhi动侵略战争的国家中，日本掠夺中国的财产最多。

中国向日本支付的第一笔具有战争“赔偿”性质的赔款是1874年琉球事件的赔款，折合银元65万元。

中国向日本第二次“赔款”是甲午战争赔款，其中包括军费折合银元为2.6513亿元；威海卫驻军费折合银元197万元；中国为支付对日“赔款”而举借外债的利息损失费折合银元3.0554亿元；赎地费折合银元3974万元。以上四项合计折合银元6.1040亿元。

中国对日本第三次战争“赔款”是庚子赔款，支付额为银元9154万元。

据以上统计，中国在近代战争中向日本“赔款”总计折合银元7.0259亿元。

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3500多万人，直接经济损失100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5000亿美元。

1945年9月2日日本政府签字投降后，在美国督促下，日本政府与已到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开始谈判，签订了“华日和平条约”，在该条约中表明“中华民国政府”放弃要求日本进行战争赔款的权利。当时国民党政府认为，别的大国都放弃了要求日本战争赔款的权利，中国也应有个大国的样子，不应像一些小国那样斤斤计较。不唯如此，从1931年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算起，这场长达14年的对华侵略战争，还使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推迟了数十年，这种损失更是难以估计。

一、最直接的财富：2.1万吨黄金

作为国际通用储备，黄金的实用价值不言而喻。

据相关资料统计，在整个日本侵华期间，日军从中国抢夺的黄金总数约2.1万吨，仅南京一出就有6千吨。这是他们攻陷城市后，四处搜刮官邸、商店、乃至抢夺银行金库得来的，最后都被他们悄悄用船运回到了日本。

二、最稀缺的物资：8亿吨粮食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粮食是支持一张战争必不可少的资源，尤其是像日本侵华这样旷日持久的战争，对粮食的消耗也是无比巨大的。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的几个重要粮食产区基本都沦为敌手，日军也由此大开方便之门，从中国直接输出了约3亿吨的粮食。再加上他们日常驻军和数百万日本移民所消耗的粮食，总计约8亿吨之多。

三、价值连城的珍玩古物

这怕是最让国人痛心疾首的。中华文明之所以能称得上“文明”，靠得就是这些珍贵古物的“一路传承”。要不然中华各民族也不会有这么统一的认知和对中国的认同感。

然而，这些文明与情感的寄托，最终却被日本无情的掠夺和毁坏。那沉甸甸的1879箱、近360万件文物，至今还躺在日本大大小小1000多余座博物馆里，欲哭无泪，投诉无门！

四、丰富的矿产资源

其实矿产资源不仅事关战争，同时也事关民生。作为矿产资源稀缺的岛国，日本对矿物资源的渴望是渗透在骨子里的。

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日本总计从中国掠夺了煤炭约6.4亿吨、稀土2亿吨、高岭土1.5吨、铜矿4.9亿吨，另还有其他各类矿产资源无数。可以说，日本从中国侵占的矿产，支撑起了其战争期间耗损的半壁江山！

忘记历史就是背叛，是耻辱！

我们要将这段历史铭记在心，时刻提醒自己，教育我们的国人，要前进要强大。世界在发展，社会在进步，如果原地踏步的话，历史就会重演！ 小日本的帐我们给它先记着，如果它还是像过去一样，我们将连本带利的讨回来！ 犯我华夏天威，虽远必诛之！！

2、远东普惠是国企吗？

不是。

远东普惠是远东宏信旗下从事中小企业融资租赁业务的专业化平台。

远东普惠通过不断创新产品与服务，提升标准化与差异化兼顾的服务能力，为中小企业提供丰富的金融产品与配套服务，解决购置设备、研发投入及补充流动资金等各类资金需求，帮助企业通过集约采购或优化运营管理等方式降本增效，助力中小企业平稳发展，为中国经济注入活力。

目前，已累计为近万家中小企业提供超百亿元资金。

3、上海市道路命名几乎所有省级行政区都有命名？

好的，我来回答！

做为一个山东人，第一次到浦东的时候，感到特别地自豪——怎么这么多用山东地名命名的街道啊：德州路、东明路、文登路、济阳路、崂山路、临沂路、巨野路、胶南路、乳山路、潍坊路、兰陵路等等，足有几十条。

在那里工作了一段时间，通过和当地人的一些接触慢慢了解到，原来不止山东的地名出现在上海的街道上，全国各个省市都有份！

笼统地说，如果把上海比喻成中国的微缩版图，那么每个省市根据在国家疆域中所处的位置，就能找到用自己省份地名命名的街道。

比如，刚才我说的浦东，位于上海的东面，类似于山东在国家版图中的位置，所以后来把浦东的一些街道名字命名为山东省的某一地名。

西南角，有钦州路、柳州路等（广西）。

东北角，有鞍山路、双阳路等（东北）。

上海正北边，有呼玛路、呼兰路（黑龙江）。老市区的东北部，还有赤峰路、多伦路等。

做为国际化的大都市，中国最大的城市，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命名方式呢？

首先，由于租界的原因。

1862年5月5日，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发布了《上海马路命名备忘录》，制订如下：凡南北走向的街道以各省的名称命名，东西走向的街道按城市名称命名。

同时，为了表示对《南京条约》的欢迎和纪念这个条约给英方带来的巨大利益，把原来的派克路改为南京路，延用至今。

市区内东西走向的路只有一条例外：广东路。这是因为当时取的英文名，本来是广州路，中国人却译成了广东路。

这样，上海各街道的取名便形成了一个传统，逐渐沿袭下来。

其次，民国时期的产物。

由于孙中山提倡“五族共和”，在1912年，便有了汉中路、蒙古路、新彊路、西藏路和满州路（后改为晋元路）。

为颂扬民国制度，把一些街道冠以“民”、”国”打头，如民壮、民府、民约、民庆等路，国和、国京、国济等路。

以“政”、“府”等冠名：政法、政纪、政本等路。

抗战胜疫情后，又有了复兴路、建国路、中正路、其美路、林森路等。

三，改革开放后体现改革精神的命名。

随着上海的快速发展，市区面积迅速扩大，路名的需求更加丰富，于是就产生了以国内地名为路名、被命名的地区在全国的位置大致相当于这条路在上海的位置。

于是就产生了一些地方某省地名扎堆的情况，比如文章开头提到的浦东区的山东地名。

但是也有例外！

上海原来没有宁夏路，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同志主动申请，希望能有一条以“宁夏”命名的街道，得到了上海地名办的许可。同样，在云南开远市的要求下，也有了开远路。

四，千姿百态的街道名字。

外高桥一带，许多以外国国家+城市命名的路，比如：

马吉路（马来西亚、吉隆坡），美盛路（美国、华盛顿），日京路（日本、东京），德林路（德国、柏林），加太路（加拿大、渥太华）等等。

以鲜花命名：

牡丹路、樱花路、玉兰路、海桐路、梅花路等。

以科学家命名：

李时珍路、张衡路、祖冲之路、郭守敬路等，牛顿路、居里路、哈雷路等。

以季节命名：

春晖路、夏碧路、秋霞路、冬融路等。

以颜色和树名命名：

黑松路、白桦路、蓝桉路、红枫路等。

至于为什么没有安徽路，大概是因为安徽所处的位置所对应的街道已经有了名字了，在相应的区域不好安排吧？或者说，在需要命名为“安徽路”的地方，至今没有相应的街道出现吧？

其实我个人认为，这本身并无任何岐意，何况缺少的省份也不止安徽一个呢！

我是@非非空 ，谢谢您的阅读，欢迎您的指点。

4、为什么江苏省省会是南京而不是苏州？

苏州曾经长期是江苏的省会，但其中的历史渊源则比较复杂，现今苏州的经济发展水平在江苏处于龙头的地位，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所有城市中一度名列第六。许多苏州人对于省会定在南京一直颇有微词，那我们就来梳理一下关于江苏省会的历史。

江苏作为一个省单独出现是比较晚的时期，元朝时江苏分属于两个行省，分别是河南江北行省和江浙行省，明代时江苏又作为南直隶的一部，满清统一全国后，废南直隶，先是在顺治年间设置了江南承宣布政使司，康熙初年设置江南行省，包括现今的安徽和江苏、上海两省一市，还包括江西的一小部分。1682年，清廷置两江总督，节制安徽、江苏、江西三省，驻节江宁，顺治元年曾设江南巡抚，驻节苏州，顺治十八年改为江苏巡抚，仍然驻节苏州，此后江苏巡抚一直在苏州，直到辛亥革命时期程德全挑瓦革命后，才改变。1760年，安徽布政使从江宁迁往安庆，清廷于江宁另设置一江宁布政使，辖江宁府、扬州府、淮安府、徐州府、海州、通州等四府二州，同时位于苏州的江苏布政使管辖区域则相应缩减为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太仓州四府一州，自彼时起，江苏省制中就有宁属与苏属之分，实际上就是双省会制度，其他行省一级的重要官员比如江苏学政则长期驻扎于江阴，江苏按察使驻节苏州。此外，江北地区还有南河河道总督（驻节清江浦），漕运总督（驻节淮安府），两淮盐运使（驻节扬州），所以江苏的省制在清朝时期非常复杂，清末新政时期又有江北改省的问题出现（清廷一度设置过江淮行省和江北总督）。

辛亥革命后，江苏的省会问题再度凸显出来，当时诸如张謇等苏省名流都主张苏省行政统一，置省会于南京，虽然因为南京临时政府在南京建立而省会暂时定在苏州，而随着南京临时政府和南京留守处的终结，江苏省会最终还是定在了南京，在这期间，苏州地方绅商进行了多次请愿和活动，希望能够将省会定在苏州，或者苏省行政长官宁苏轮流驻扎，最终都归于失败，直至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南京成为首都，江苏省会又被定在了镇江，抗战爆发后，南京、镇江沦陷，江苏省会一度迁往兴化。

5、张宗昌曾有一支白俄军？

蒋介石“八大金刚”之一的刘峙，在解放战争期间出任“徐州剿总”总司令时被内外称为“猪将军”，主要还是失去了年轻时代的锐气。1930年的中原大战期间，刘峙可是攻无不克的福将，能位列“五虎上将”之首也是战功累致，而“狗肉将军”张宗昌的白俄部队，就是被刘峙所部歼灭的。

（北伐时期的刘峙）

张宗昌收编白俄始于东北，当年直系将领张宗昌因不容于曹锟和吴佩孚，怒而只身投奔关外的奉系张作霖，张大帅起初并不看好这个人高马大的家伙，只给了个宪兵营长的位置。岂料张宗昌在平定奉系叛军的战斗中表现出色，1921年乃授吉林地区遂宁镇守使兼省防军第三旅旅长。

苏联十月革命爆发后，大批支持旧沙皇的白卫军、官吏、贵族在作战失败后，为躲避苏联红军的追杀，越境逃入东北，这就是民国时期有名的“白俄”群体。其中平民大多涌进哈尔滨或转赴上海，张宗昌则趁机收编了溃逃而来的一批白卫军。

（张宗昌）

这支白俄部队最初是5000余人，逐渐收容到万余人，得枪6000余支和部分机枪火炮等武器，成为张宗昌手下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1924年第二次直奉大战爆发，张宗昌率部入关，白俄部队成为了他的急前锋，一路招降纳叛实力扩充极快，战后捞到了“宣抚军第一军”军长的职位。

张作霖其实不大喜欢粗鄙善变的张宗昌，奈何其军力较强又不得不加以利用，1925年4月又给了张宗昌山东军务督办的职务，等于把山东的地盘交给了他。张宗昌督鲁期间横征暴敛，大肆收编土匪，“狗肉将军”名号即始于此，而白俄部队则成为了其“直鲁联军”的重要军事支柱。

（孙传芳）

这是一帮没有了祖国的“雇佣军”，沦为了有奶便是娘的武装，张宗昌给白俄部队特开双饷以便死心塌地为他卖命，高峰时期白俄部队建立了三个步兵团、骑兵旅、工兵团和军士学校等多个作战单位，张宗昌身边还组建了一个白俄骑兵卫队。白俄官兵军纪极为败坏，鲁苏地区的百姓无不恨之入骨。

苏联政府曾经多次提出抗议，要求遣散并遣返这批白俄部队，然而张作霖当时对苏俄取敌视态度，自然包庇张宗昌，同时派遣张宗昌的部队南下争夺江浙地盘，1925年5月28日，白俄部队以铁甲车开路突入上海，标志着奉系势力达到顶峰。

（北伐时期的蒋介石）

不久，直系军阀余脉的孙传芳组成“五省联军”大举反攻，又将奉系及张宗昌的势力撵回长江以北，作战中白俄部队损失颇大。然而当1927年北伐军攻入江浙地区后，逃过长江的孙传芳又与张宗昌联起手来共同抵抗，并且在徐州地区居然击败蒋介石的部队，进而导致了蒋介石的第一次下野。

不过经历浙奉战争和第一次北伐战争后，白俄部队也损失惨重，同时在国际和国内的政治压力下，到1928年初张宗昌仅保留了1000余人的白俄铁甲车队和部分骑兵，余皆遣散。而此时蒋介石复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正酝酿进行二次北伐。

（抗日战争时期的刘峙）

1928年3月，蒋介石免何应钦职务自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4月7日下达总攻击令，以集团军所属刘峙第1军团、陈调元第2军团、贺耀祖第3军团为主力，沿津浦线齐头并进直指鲁南。刚刚与蒋介石结拜兄弟的冯玉祥亦遣孙良诚第一方面军参与夹攻。

张宗昌以白俄铁甲车队布防津浦铁路线上，以白俄骑兵运动于铁路两侧，其直鲁联军主力与孙传芳残部共同组成防线，而冯玉祥则派出了第三集团军所属的铁甲车队从郑州来援，战至4月26日，孙张联军全线崩溃。1928年4月27日，刘峙兼军长的黄埔第1军在泰安以南地区全歼白俄铁甲车队，5月2日第1军顾祝同第2师攻克泰安，全部消灭残余之白俄骑兵。

（蒋介石与冯玉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