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兆棠的一生，是守旧派晚清官僚的缩影。被委任为潮州地方官后，陈兆棠走马上任。
当时，正值革命事业如火如荼的起步，作为一名自幼被灌输了忠君爱国思想的守旧派官僚，陈兆棠势必会将压制革命党发展作为己任，竭尽所能维护封建利益。随着革命势力扩大，陈兆棠所在的潮州地区形势复杂，作为地方官的他不得不进行战略转移。
这名守旧派官员一生都未拥护过象征着新生的革命事业，反而像其他官员一样对这股新生势力展开压迫。其实，陈兆棠之所以处死革命党员，并不是因为他有意为之。毕竟，在那个朝代即将更迭的特殊时期，象征着守旧封建的陈兆棠与代表着新社会的革命党是势不两立的。
担任知府的陈兆棠，自然要以自己的事业发展作考虑，倘若革命党发展壮大，而作为地方官的他又未能拿颂袭谈出有效的对策，他在高层眼中的地位难免会下降。所以，唯有竭尽所能迫害革命党，才能稳固他的地位和权力。
实际上，当时亦存在不少抱有观望态度的官员，他们像是墙头草一样立足于革命党与朝廷之间，不会轻易做出选择。
显然，“明哲保身”这一思想早已深入人心，所以，当时的官场上有半数官员都抱着事不关己的心态置身事外。像陈兆棠这样以“忠君爱国”为己任的守旧派，他们的利益已与清廷的利益牢牢地捆绑在一起，只有保证清统传续他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地位甚至是身家性命。
很多历史爱好者认为，陈兆棠从某种程度上听从了革命党的共和思想。然而，相比于他信仰的满清王朝来说，他对共和的认同不过是他用于屠戮革命党的手段罢了。所以，称陈兆棠为满清之走狗毫不为过，他从未意识到社会已容不下封建迂腐的旧思想，革命与变革是势在必行的。
在即将面临清算时，陈兆棠留下一段意味深长的遗言：
“不死于君，不死于国，死于因果。”
从这里就能看出，直至临刑，陈兆棠仍对自己的作茧自缚毫无认识。他认为，愚昧的忠君与爱国并不是让他落入死局的原因，真正让他万劫不复的是所谓“因果”。其中的“因”自然是他对革命党人残忍的迫害行为，而“果”即是被推上法场面临清算。他从未意识到，这一切都是愚昧与守旧的思想在作祟，对他曾经的所作所为也并无反思。
不过，这些只能说明，陈兆棠是一名对封建王权忠心耿耿的守旧派，并不能就此说他是一名庸官。在他上任潮州期间，当地的政绩颇为出色，而且陈兆棠本人的作风也相当清廉。可以说，如果放在其他朝代，陈兆棠绝对是一位能够有所作为的地方官，然而他却“生不逢时”，活在了旧社会与新社会的夹缝中。
正所谓名师出高徒，陈兆棠之所以能在仕途上颇有作为，很大程度得益于他的老师王闿运。在王闿运的熏陶下，陈兆棠成长为一名典型的儒士。陈兆棠自投入王闿运师门以来，所见所学无不是忠君爱国、仁义礼智的传统思想。所以，在他禅瞎担任了一方要员后，所秉持的也始终是恪守条规，一切以清律为准，尽忠职守，兢兢业业。
我们知道，此时的满清面临着时代的挑战，倘若统治者无法看清革新这条路，那么，等待着这个国家的唯有衰败一途。所以，在错误的方针的引导下，陈兆棠一步错步步错，以极为残忍的方式对待革命党人。根据文献的记载，陈兆棠杀人时抱着“宁可错杀三千不放过一人”的思想，从不容情。只要与革命事业有牵连的，哪怕是手无寸铁的百姓亦难逃过陈知府的屠刀。
在大多数人眼里，陈兆棠正如《时事画报》所描述的那样，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反派人物。然而，令人好奇的是，陈兆棠一生的游宦经历，所到之处几乎都留下了凶残嗜杀的恶名，百姓对其恨之入骨。是什么原因使得他嗜杀成性？而他草菅人命的背后，又是一个怎样的陈兆棠？为了能够清晰地认识如此恶贯满盈的人物，通过大量地方文献，力图展现一个罪大恶极的陈兆棠供后人认识。
最终，在武昌起义中清统被彻底颠覆，而陈兆棠与一众守旧派官员也即将迎来清算。革命军逮捕了逃亡中的陈兆棠，并将他押送到法场上迎接百姓的审判。行刑那天，法场下群情激愤，据说当时负责行刑的士兵总共开了十几枪，才让百姓的情绪冷静下来。
毫无疑问，像陈兆棠这样只知忠君的愚昧官员不在少数，陈兆棠只是其中的典型罢了。这些官员就像是满清最后的替死鬼一样，随着王朝之覆野碰灭葬送了性命，成了旧社会的殉葬者。其实，他们的结局完全可以以一句作茧自缚概而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