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在中国全面地建立起来。这是中国进入社会主义社会的最主要标志。 “一化三改”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 三年经济恢复达到预定目标，使国家获得进行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和有系统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同时，社会生活中出现的新矛盾，特别是土改后农民分散落后的个体经济难以满足城市工业对粮食、农产品原料不断增长的需要，城市中限制与反限制斗争时起时伏，对国家经济生活造成很大影响。这就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提上了日程。 从1952年9月起，中共中央、毛泽东经过近一年的酝酿，提出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1953年6月，中央政治局会议正式讨论和制定了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它弯举的完整表述是：“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是照耀我们各项工作的灯塔，各项工作离开它，就要犯右倾或‘左’倾的错误。”1954年2月，党的七届四中全会通过决议，正式批准了中央政治局确认的这条总路线。 过渡时期总路线提出以后，党内迅速统一了认识，并在全社会进行了广泛深入的宣传教育工作，获得全国各阶层人民的支持和拥护，成为团结消闹高和动员全体人民共同为建设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中国而奋斗的新的纲领。 实现国家的工业化，是中国真正获得独立和走向富强的当然要求和必要条件，也是中国100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梦寐以求、为之奋斗的宿愿。随着国民经济的全面恢复和抗美援朝战争的基本结束，中国人民久已期盼的这个历史机遇终于到来了。 社会主义工业化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政府以工业化为整个经济建设的主要任务，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年），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建的156个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以建立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 在第一个五年建设计划开始执行的鼓舞下，在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宣传和学习过程中，全国城乡迅速形成参加和支援国家工业化建设的热烈气氛。工人阶级一马当先，不仅努力提高自己的思想觉悟，而且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化水平和科学技术知识水平。1954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提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工人中热火朝天的劳动竞赛运动随即提高一步，发展成为全国范围的技术革新运动。中共中央要求各级党委像在战争年代选派大批干部到军队中去工作一样，下最大决心从各方面抽调优秀干部，分配到工业战线上去，培养他们成为工业建设的领导骨干。工程技术人员和科学研究人员在工业化建设中大显身手。大批高等学校和各类专业技术学校的毕业生服从国家分配，不怕艰苦，兴高采烈地奔赴祖国各地工业建设的最前线。农民也以努力增加生产，积极交纳农业税和交售粮棉的实际行动支援工业建设。 大规模工业建设开始后，党和政府决定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以缓解粮食供应紧张的状况，保持市场物价稳定，基本满足工业化的急需。随后又实行对食油、棉花、棉布的统购统销。 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到来，相应地需要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在党的领导下，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事业的改革和发展，都取得显著成绩。在建国初开展知识分子学习、改造运动的基础上，1954年，毛泽东以《红楼梦》研究问题为契机，发起一场对胡适拿尺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广泛批判。这场批判是必要的，但用搞政治运动的办法解决思想、学术问题，势必流于简单、片面。随后，1955年开展的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变为对所谓“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揭露，混淆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随着大规模经济建设的开展，加强民主与法制问题提上了重要日程。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新中国第一部社会主义类型的宪法，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同时坚持、发展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并相应地进行国家立法活动，使民主与法制建设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在国际交往中，根据党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中国政府提出处理国家关系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通过卓有成效的外交活动，显示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党还十分注重加强执政党的建设和加强党的团结，在党内揭露和批判了高岗、饶漱石进行的反党分裂的活动，全党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进一步增强了团结，在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更有力地发挥了领导核心的作用。 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在渡时期总路线的又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农业的改造，中共中央于1951年和1953年先后作出决议，要求在自愿互利的基础上，通过互助组、初级社等过渡形式把农民逐步引上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并为此制定了积极领导、稳步前进的方针。农业互助合作经过初期稳步发展，到1955年春出现大发展局面。由于对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认识不足，1955年夏季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倾向。全国在短短几个月内骤然实现初级社化，接着又向高级社化发展。到1956年底，全国人社农户已达96．3％，其中加入高级社的农户占87．8％。原来预计18年实现的农业合作化任务，仅用7年就提前完成了。 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党的政策是利用、限制、改造。经过1953年以前加工订货等初级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发展，从1954年开始重点发展高级形式的公私合营。随后，中共中央决定采取统筹兼顾、归口安排、按行业改造的方针，把个别企业的公私合营同全行业公私合营结合起来。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浪潮席卷全国。1月10日北京市率先宣布全市实现公私合营以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全国就有50多个大中城市实现全行业公私合营。到年底，私营工业的99％、私营商业的82.2％，分别被纳入公私合营或合作社的轨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改造基本完成。 在此期间，本来稳步前进的手工业改造工作受到影响，原来采取的按行业分期分批分片改造的办法，改变为手工业全行业合作化的办法。到1956年底，有91.7％的手工业者被纳人各种手工业合作组织。 1956年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的一年。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群众的个体私有制基本转变为劳动群众集体所有制，资本家所有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转变为全民所有制。这两种形式的公有制经济已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绝对优势，标志着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已基本建立起来。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制度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等社会主义因素，从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各方面表明中国开始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尽管社会主义改造后期存在要求过急、工作过粗、改变过快、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等缺点，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拥有几亿人口的大国实现消灭私有制的深刻社会变革，不仅没有破坏生产力，而且促进了工农业生产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是继1949年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的又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是20世纪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经历的第二次历史性的巨大变化。这次历史巨变是在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完成的。毛泽东因此而成为20世纪站在时代前列的又一位伟大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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