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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文廉是《谍海狙击》中杜撰的，历史中原型是高宗武。
高宗武（1905—1994），浙江乐清（北白象镇双庙村）人。早年留学日本，抗战前期进入外交领域，29岁担任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职务，专门从事对日外交工作，是当时国民政府里最年轻的高级外交官员。
抗战全面爆发后，高宗武接受特殊任务，在香港负责对日情报工作。他在这段时间一度背离蒋介石，为汪精卫卖国行径秘密奔走，并随汪精卫去上海，参与“汪日密约”的谈判。后来又与陶希圣一起逃离上海，揭露汪日签订卖国密约内容，制造了轰动一时的“高陶事件”。
扩展资料
人物生平
崭露头角
1932年初，以国民政府外交部为背景的《外交评论》创刊，该刊聘请高宗武为特约撰述人，为他崭露头角提供了一个契机。
在《外交评论》创刊号上，高宗武以《最近日本之总观察》一文打开了国人的视野，全文洋洋万言，全景式地介绍了九一八事变前后日本政治、经济、外交、社会四个方面的情况，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此后，他一连在《外交评论》上发表了十四篇文章，篇篇内容不离日本问题，一个崭新的“日本通”的形象就此树立在公众面前。
低调言和
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时，高宗武正躺在上海杨树浦医院养病，他感到大显身手的机会来临了，于是从病榻上一跃而起，伺机等候出击的时机。
1937年7月31日，中午时分，蒋介石在南京召见高宗武，想听听他对中日形势的看法。高宗武向蒋介石夸下海口，请求承担对日最后交涉的重任，要以自己的热诚去说服日本首相近卫文麿，使日军从华北全面撤退。
辗转香港
1938年2月22日，高宗武终于飞出了令他窒息的汉口，抵达香港，重新活跃起来。他在香港开了一家“宗记洋行”作为掩护，稍事布置，又马不停蹄地转赴日军占领下的上海，试图尽快沟通与日本的联系。
潜赴日本
1938年7月2日深夜，上海汉密尔顿大厦，松本重治为高宗武送行。松本摘下自己的军帽，戴在高宗武的头上，又把自己的从军记者证章别在高宗武的身上。伪装完毕，两人一同下楼上了一辆插着同盟通讯社旗帜的汽车，在夜色中向着码头方向急驰而去。
当汽车开到外白渡桥日军哨兵面前时，松本从车窗中探出脑袋，高叫一声：同盟通讯！哨兵便挥手放行了。就这样，高宗武悄悄地登上了日本“皇后”号客轮，迈出了致命的一步。
参考资料：百度百科-高宗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