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自写史记的司马迁的《报任安书》。
《报任安书》选段：“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用之所趋异也。太上不辱先肆枯闷，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令，其次诎[屈]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菙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
白话译文：人固然都有一死，但裂弯有的人死得比泰山还重，有的人却比鸿毛还轻，这是因为他们生存所依靠的东西不同啊！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不污辱祖先，其次是自身不受侮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脸色而受辱，再次是不因别人的言语而受辱，再次是被捆绑在地而受辱，再次是穿上囚服受辱，再次是戴上脚镣手铐、被杖击鞭笞而受辱，再次是被剃光头发、颈戴枷锁而受辱，再次是毁坏肌肤、断肢截体而受辱，最下等的是腐刑，侮辱到了极点。
扩展资料：
《报任安书》开头只简单地提到对方来书的内容：“教以慎于接物，推贤进士为务”。清人包世臣推测，“推贤进士”并非任安来书中原话，他本来所说应是向司马迁求援之言，而司马迁不愿直白地言及对方求援，“故以四字约来书之意”，包氏此言有一定道理。而且不管怎样，司马迁此时是武帝身旁近臣，以班固《汉书·司马迁传》中不无羡慕的说法乃是“尊宠任职”，在至交好友无辜蒙冤将要丧命之际，他应该考虑到自己有相助的义务。
然而这封近三千言的长信，却毫无对任安的安慰，除了解释为什么自己不合适担起向朝廷“推贤进士”的责任，大部分内容是在述说自己往日的遭遇和悲愤心情，以及《史记》一书的撰作情况。司马迁说，他之所以要写这信，是“恐卒然不可讳，是仆终败局已不得舒懑以晓左右，则长逝者魂魄私恨无穷”。
有一个彻底的理由让司马迁可以这样对将遭巨大不幸的友人说话：死亡也已经是自己当下的归宿，他准备和任安承担同样的命运。正因如此，此刻他需要向任安、同时藉此向皇帝刘彻和天下人解说他的生与死。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报任安书